关于星巴克的“坏新闻”在经济学常识上的欠缺，在诸多科普之下，现在已不必多言。但是，仍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见。
比如，有人认为——一杯咖啡，非要喝出点情调来，并由此产生文化与身份认同，反映了大众的媚外心理，所以，媒体有责任提醒公众，并打破这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。还有人认为，价格歧视的原因在与市场分割，而市场分割背后则是信息不对称，所以，媒体的报道实际上打破了这种信息不对称，有利于促进一个更加公平的价格。
这些看法粗看有一些道理，但是，如果仔细推敲，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。
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，人有“尊重需求（Esteem needs）”，如：成就、名声、地位等。这些需求往往又物化为一些具体事物，从鲜衣怒马，到LV宝马，变的是物品，不变的是人性。至于哪些物品能充当这个符号，除了价格之外，有时候也源于强势文化，而强势文化的根源则是技术、经济、社会的领先优势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西方文化在输出技术的同时输出奢侈品，并不奇怪。某种程度上看，这不过是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过程的一种必然衍生效应。
在这个输出强势文化的趋势中，星巴克不过是其中一个较为低端的符号，迅速的由最初的虚荣，变成下意识的求同，成为某个群体的日常品。但无论如何，在一个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的国家，30元一杯的咖啡必然是一种消费升级，而消费升级则必然会连带出身份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一些人瞧不上星巴克，认为其完全不足以支撑所谓的“身份感”，但有趣的是，就连这种鄙视“喝星巴克装小资”的行为，本身也是一种逆向的“装”，本质上仍是以此显示更高的品位，彰显身份优越，比如：“星巴克完全是快餐档次，我钟意的是意大利咖啡。”
所以，围绕星巴克所产生的身份认同，看似虚无缥缈，实则根深蒂固，是贯穿于人类社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。
至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说法，应该说，媒体比较各国同一商品的价格，并不为过。实际上，此次媒体引用的调查也是华尔街日报所做。根据该调查显示，今年2月份全球29个城市大杯拿铁的价格，北京在29个城市中，价格排名第11位。比北京更贵的城市有奥斯陆、斯德哥尔摩、莫斯科、雅典、法兰克福、巴黎和悉尼等。而最便宜的5个地方是：新德里、墨西哥城、旧金山、底特律和伦敦。最贵的奥斯陆(9.83美元)比最便宜的新德里(2.80美元)贵了好几倍。
不同于华尔街日报详细列举了成本的构成，国内一些媒体，不但只列出了比北京便宜的城市，而且在解释成本构成的时候，还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物料成本，故意忽略租金、人力、运营费用、税费、翻台率。
媒体还引用的上海市咖啡专业委员会会长王振东的说法，称星巴克应按当地收入定价，合适的价格是10元。实际上，王振东是上海甜魔的公司与君客饮品技术培训中心的老板，旗下有几家咖啡店。而上海市咖啡专业委员会，也仅有包括甜魔公司在内的十几个会员，公众比较熟悉的星巴克、COSTA、太平洋、SPR、上岛、雕刻时光都不是其会员。所以，毫不奇怪的，这个协会的联系地址与邮箱和王振东公司的联系方式一模一样。
媒体应当做到公正，对事实的解释也应该专业、合理，不误导公众，而事实却恰好相反。所以，所谓信息不对称，本身就是个伪问题，媒体的报道与其说打破了信息不对称，不如说制造了信息不对称。
如果说以上两个观点仅仅是受到误导之后，出于朴素的、直观的感受，未能认识到其背后的逻辑与必然性，仅仅是知识之争的话，那么，另一些论调则更需警惕。
比如，有媒体评论认为，央视报道星巴克价格问题，“其报道方向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利益”，而批评央视的报道，则是“牺牲中国公众的利益”；如果“星巴克在中国卖的不是咖啡，而是服务，而麦当劳和肯德基又何尝不是同时卖了服务呢？”
应该说这种观念很有市场，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，但这种说法似是而非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把孔子所谓的“言伪而辩，顺非而泽”做到了极致。餐饮业在提供产品的时候，必然也需要提供服务，但沙县小吃卖的服务能与海底捞比吗？更遑论五星级酒店的高档餐厅所提供的服务？
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观点赞同媒体压制商家，表面上是以老百姓利益为重，但一个真正能保护商家合法利益，不用民粹去压制商家利润的社会，才是中国经济，中国创新，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之所在。
其实，这样的历史已经发生过了。现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，某官员训斥抗争征地的农民时说：“征你的土地，一亩地还给你3万块钱，不错了！想当年你的土地是从地主手里抢来的，一分钱没给，还把人家斗死了呢！还瞎闹个啥？”
太阳之下无新事，所以，当今天星巴克面对舆论的批斗时，为之说话，不仅是因为星巴克本身，更是因为厌恶其中的手法，反对其中的逻辑，害怕这种逻辑导向的现实后果，最终，是为现在的，以后的我们说话。
本文资料来自“坏新闻”，特此致谢。
关于星巴克的“坏新闻”在经济学常识上的欠缺，在诸多科普之下，现在已不必多言。但是，仍然存在一些不同意见。
比如，有人认为——一杯咖啡，非要喝出点情调来，并由此产生文化与身份认同，反映了大众的媚外心理，所以，媒体有责任提醒公众，并打破这种文化上的集体无意识。还有人认为，价格歧视的原因在与市场分割，而市场分割背后则是信息不对称，所以，媒体的报道实际上打破了这种信息不对称，有利于促进一个更加公平的价格。
这些看法粗看有一些道理，但是，如果仔细推敲，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。
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，人有“尊重需求（Esteem needs）”，如：成就、名声、地位等。这些需求往往又物化为一些具体事物，从鲜衣怒马，到LV宝马，变的是物品，不变的是人性。至于哪些物品能充当这个符号，除了价格之外，有时候也源于强势文化，而强势文化的根源则是技术、经济、社会的领先优势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西方文化在输出技术的同时输出奢侈品，并不奇怪。某种程度上看，这不过是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过程的一种必然衍生效应。
在这个输出强势文化的趋势中，星巴克不过是其中一个较为低端的符号，迅速的由最初的虚荣，变成下意识的求同，成为某个群体的日常品。但无论如何，在一个人均年收入2万多元的国家，30元一杯的咖啡必然是一种消费升级，而消费升级则必然会连带出身份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一些人瞧不上星巴克，认为其完全不足以支撑所谓的“身份感”，但有趣的是，就连这种鄙视“喝星巴克装小资”的行为，本身也是一种逆向的“装”，本质上仍是以此显示更高的品位，彰显身份优越，比如：“星巴克完全是快餐档次，我钟意的是意大利咖啡。”
所以，围绕星巴克所产生的身份认同，看似虚无缥缈，实则根深蒂固，是贯穿于人类社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合理现象。
至于打破信息不对称的说法，应该说，媒体比较各国同一商品的价格，并不为过。实际上，此次媒体引用的调查也是华尔街日报所做。根据该调查显示，今年2月份全球29个城市大杯拿铁的价格，北京在29个城市中，价格排名第11位。比北京更贵的城市有奥斯陆、斯德哥尔摩、莫斯科、雅典、法兰克福、巴黎和悉尼等。而最便宜的5个地方是：新德里、墨西哥城、旧金山、底特律和伦敦。最贵的奥斯陆(9.83美元)比最便宜的新德里(2.80美元)贵了好几倍。
不同于华尔街日报详细列举了成本的构成，国内一些媒体，不但只列出了比北京便宜的城市，而且在解释成本构成的时候，还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物料成本，故意忽略租金、人力、运营费用、税费、翻台率。
媒体还引用的上海市咖啡专业委员会会长王振东的说法，称星巴克应按当地收入定价，合适的价格是10元。实际上，王振东是上海甜魔的公司与君客饮品技术培训中心的老板，旗下有几家咖啡店。而上海市咖啡专业委员会，也仅有包括甜魔公司在内的十几个会员，公众比较熟悉的星巴克、COSTA、太平洋、SPR、上岛、雕刻时光都不是其会员。所以，毫不奇怪的，这个协会的联系地址与邮箱和王振东公司的联系方式一模一样。
媒体应当做到公正，对事实的解释也应该专业、合理，不误导公众，而事实却恰好相反。所以，所谓信息不对称，本身就是个伪问题，媒体的报道与其说打破了信息不对称，不如说制造了信息不对称。
如果说以上两个观点仅仅是受到误导之后，出于朴素的、直观的感受，未能认识到其背后的逻辑与必然性，仅仅是知识之争的话，那么，另一些论调则更需警惕。
比如，有媒体评论认为，央视报道星巴克价格问题，“其报道方向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利益”，而批评央视的报道，则是“牺牲中国公众的利益”；如果“星巴克在中国卖的不是咖啡，而是服务，而麦当劳和肯德基又何尝不是同时卖了服务呢？”
应该说这种观念很有市场，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，但这种说法似是而非，可以毫不夸张的说，把孔子所谓的“言伪而辩，顺非而泽”做到了极致。餐饮业在提供产品的时候，必然也需要提供服务，但沙县小吃卖的服务能与海底捞比吗？更遑论五星级酒店的高档餐厅所提供的服务？
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观点赞同媒体压制商家，表面上是以老百姓利益为重，但一个真正能保护商家合法利益，不用民粹去压制商家利润的社会，才是中国经济，中国创新，中国老百姓的长远利益之所在。
其实，这样的历史已经发生过了。现在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，某官员训斥抗争征地的农民时说：“征你的土地，一亩地还给你3万块钱，不错了！想当年你的土地是从地主手里抢来的，一分钱没给，还把人家斗死了呢！还瞎闹个啥？”
太阳之下无新事，所以，当今天星巴克面对舆论的批斗时，为之说话，不仅是因为星巴克本身，更是因为厌恶其中的手法，反对其中的逻辑，害怕这种逻辑导向的现实后果，最终，是为现在的，以后的我们说话。
本文资料来自“坏新闻”，特此致谢。
